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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我的自学过程

2019-04-29 11:32:46 来源:星云大师
导语: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贫僧一生没有进过学校念书,不要说没有小学毕业,我连幼稚园的毕业证书都没有,但这不表示贫僧没有读书学习。所谓「活到老,学不了」,贫僧到了这把高龄,因为眼睛看不到,还要徒众轮流读书给我听。

回忆幼年,贫僧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完整的家庭教育,但生性有一个「自我教育」的性格。所谓「自我教育」,就是「自觉」,觉察到自己需要学习做人,需要学习做事,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所以,回想起幼年时期的我,应该是一个礼貌的孩子,跟随外婆,经常在各个佛堂走动,好像在周遭的人事,也从来没有人责骂过我或嫌弃过我,他们都喜欢我这个小孩。大概贫僧的幼年也有讨人喜欢的条件吧!

记得我幼小的时候,听外婆在佛堂里唱的诗歌:「善似青松恶是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又例如〈因果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隔八十多年,至今,当时唱诗歌的那许多情况,如同还在我的目前。

我虽是一个男孩子,但我喜欢做家务,扫地、洗碗、烧火,甚至于偶尔做一点简单的饭菜,非常勤劳地从事家庭工作。因为家贫,不得不帮助父母解贫救难,还在幼童时期,我就喜欢拣拾人家丢弃的废物,像杏仁的子、李子的核,人家吃了就不要了,我把它聚集起来,卖给中药店,也能换几个零钱。

我也经常早晨拣狗屎、晚间拾牛粪,狗屎可以做肥料、牛粪可以当柴烧,还记得换来那几个小钱给母亲的时候,她非常的欢喜,我也很高兴。尤其在十岁那一年,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家乡给战火烧得面目全非,房屋也都烧光了,到处都是瓦砾。我和另外一些同伴,就从那些瓦砾中,挖掘一些铁钉、铜片,也可以卖几个钱。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一种资源回收吧。

那个时候,倒也不是完全为了赚钱,我想,人生就是一种学习,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儿童可以到学校里念书,但我可以学习做人、学习做事,也不算荒废童年的时光。

我在初出家时,虽然年龄只有十二岁,但也不是全然无知,可以说,也能认识几百个汉字。那都是从不认识字的母亲,在我讲话错误、说话不当的时候,告诉我正确的语言应该怎么说而认识的。我也曾经上过几天的私塾,应该帮助我认得几个字。

出家的时候,师父跟母亲承诺可以给我念书,实际上,当时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区,僧团也一样三餐难继,平时也没有人提读书这件事。偶尔有一位老师要来上课,敲钟集众时,大家反而奇怪的相互问道:「为什么要打钟?有谁来教课呢?」

其实,教我们的老师也没有学过教育,可能也没有读过什么书籍,只是年龄比我们大、参学时间比我们久,我们都尊之为老师。有时候为我们上课,写黑板的板书,连位置都不适当,教书时解释词汇,也感觉到不很高明。尽管如此,我就从不高明的教学中,学习到自己以后应该要怎么样写黑板、怎么样解释课文的词句。所以我觉得,有好的师资,固然是我们学子的福气;没有好的老师,只要他正派、拥有知识,从不高明、不究竟里,也能学到一些道理吧。

现在回忆起来,贫僧在栖霞山寺七、八年的岁月,课程确实有些讲不好,有的太深奥。例如,老师跟我们讲「如来藏」、「十八空」、「八识二五五」,我完全听不懂意义,或者讲《因明论》、《俱舍论》,我听了真是如聋若哑。记得有一次,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很惭愧,就是现在叫我来讲说,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那个青少年的我不懂得这个意义了,只得去别的书上抄录一些来应付交卷。

老师批示下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还甚为得意老师批了诗句给我。后来学长跟我说:「两只黄鹂在叫,你听得懂牠在叫什么吗?一行白鹭鸶在空中飞翔,你了解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懂。」他说:「所以老师讲你写的是『不知所云』。」我惭愧不已,不敢再随便乱说。偶尔也会有一些作文,我从其它的书上抄写下来应付老师,老师又批示:「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自觉这种抄袭,给老师视破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抄袭别人的文章。

在栖霞山参学期中,不准外出,不准看报,佛学经文以外的书籍,当然更不可以碰触了。但有一次在路边,见到一本不知道谁丢弃的《精忠岳传》小书,彩色的封面,画著岳飞跪在地上,他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这四字,好像触动了我的心弦,我觉得做人应当如是。后来,我把「精忠报国」的理念用于生活,忠于工作、忠于承诺、忠于责任、忠于信仰。现在回想起来,《精忠岳传》就是当初第一本对我启蒙的书籍了。

老师教的佛法,我虽然不懂,但是在图书馆里,有一本黄智海著作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让我看得真是忘我入迷,觉得佛教真好,原来有一个净土极乐世界,那里面有自然界的美景、社会人事的和谐,所谓「七宝行树」、「八功德水」,那么美好庄严、那么和乐安详,实在是人生的天堂啊!对于修行学道,就感到更增加信心了。

贫僧非常侥幸地,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登坛受比丘三坛大戒。戒期中,除了睡眠不够、饭食不饱,老师的打骂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假如说有的话,就是觉得在受戒期中,什么苦难、什么委屈,一切都是当然的,因为自己正在受教。想来,贫僧能熬过青少年时期遭受的专制、委屈,主要的就是靠着自己把打骂、责难都视为是「当然的」。

在受戒之后,除了偶尔课堂里的学习,我就更加投身于苦行的行列。挑水、担柴,光是行堂,每日三餐为人添饭、洗碗,就做了六、七年。在大陆,严寒的冬季,每餐在冰冷的水里洗几百个碗盘,手掌都冻裂破绽,还可以看到鲜红的肉块。要再下水洗碗,实在痛彻心肝,但除了忍耐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以,回忆起人生,忍耐苦难,实在是青年学子学习的增上缘。如果有人越是能经得起刻骨铭心的苦难,能够忍受得了,他必然越是能够成功。贫僧觉得,发心苦行也能开悟。

贫僧在栖霞山受教的期中,自觉有三次最为受用:

第一次,抗战初期,栖霞山的乡村师范学校撤离到大后方(重庆)去了,所有散落的书像《活页文选》,在路上遍地皆是。后来,我们把它拣回来,成立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活页文选室」。佛书我看不懂,就看小说,从中国的民间故事《封神榜》、《七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世因缘》,一直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于《格林童话集》、《安徒生童话集》、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乃至英国《莎士比亚全集》、苏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印度泰戈尔的诗集等许多大文豪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从中也是获益无穷。

第二次,除了眼睛看书学习以外,耳朵也很帮忙。那许多年长的前辈,他们虽不是很有学问,但讲起佛教来,历历如在眼前,往事、历史,听得我如醉如痴、心仪不已。例如: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结拜兄弟,仁山法师的大闹金山,「洞庭波送一僧来」的八指头陀,清凉寺静波老和尚的种种轶事,印光大师的《文钞》,弘一律师的才子佳人等等。

第三次,最重要的,应该是礼拜观世音菩萨的体证。承蒙佛菩萨的加被,让贫僧从少年的星云,而可以一跃为青年的星云;从无知的佛子,到对佛法深刻体会的修持,从愚痴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的讯息,这大概是受益最大,我应该感谢诸佛菩萨的慈悲恩德了。

十八岁那一年,也是抗日战争的末期,我到了焦山佛学院,贫僧应该懂得自学了。每个月我发行一本刊物,内容都是自己手写的,并且把它命名为「我的园地」,读者只有我一个人。内容包括卷首语、社论、佛学讲座,也有散文、小说、诗歌,甚至编后记。因为都是自我抄写、自我练习,文字的力量深深的刻印在心版上,这对我后来写作,对多方文体看起来都能应付,应该关系很大。

尤其这个时候,胡适之的《胡适文存》,梁启超的《佛学十八篇》,王季同的《佛学与科学的比较》,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以及《海潮音》、《中流》月刊,对我也帮助很大,我每读到好道理,都把它记在笔记本上。甚至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也让我非常向往,乃至陈衡哲的《小雨点》、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我都受了一些影响。

在焦山授课的老师就不像过去简单了。我记得有当初太虚大师门下第一佛学泰斗芝峰法师,有北京大学教授薛剑园老师,有善于讲说《俱舍论》的专家圆湛法师,还有一些老庄哲学、四书五经,甚至于代数、几何等课程。我在那一、两年中,如饥如渴的饱尝法味。一有空档,还有一些小文、小诗投稿在镇江的各个报刊,给予自己的鼓励很大。

我在焦山,除了写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给我生死未卜、不知何在的父亲,以及〈平等下的牺牲者〉,还写了一篇〈钞票旅行记〉,虽然自己没有用过钱,但是贫僧有一个头脑、有一点新思,真好像自己开悟了一样,学什么都感到得心应手。

在焦山期间,还有半年就能毕业,因为对院方的改制不满,我放弃了毕业典礼,写信获得家师的同意,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冬天,带我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并且在乡下一个学校里做一名小学校长,让我学以致用,给我一个「做中学」的试验场所。

甚至,后来到南京担任短期的住持,对于过去青少年期间学习的丛林规矩,加以运用,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就好像海陆空三军一样,我参学过佛门的律下宝华山学戒堂,宗下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宁寺的禅堂,教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学院等,虽没有深入,也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圆融。影响所及,现在贫僧也自己能做戒师了,在佛光山多次传戒,对于有些规矩也能做一些改进,这不能不归因于当时参学各宗各派时扎下的基础。

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我和道友们在华藏寺提倡「佛教新生活运动」,以白塔山办《怒涛》杂志的经验,就推动起革新旧有的佛教,向新佛教迈进一步了。这也算开拓了我的思想,成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助缘。

来到台湾以后,虽然贫僧不是什么很高明的人,但乐于与人同享知识。在中坜圆光寺挂单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人,三、五人一组,由我跟他们讲授国文、浅显的佛经。尤其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时代,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一面教学相长,一面服务行政,一面率领学生修持。边学边教,一个学期忙下来,应该消瘦不只七、八公斤,可见贫僧对教学的热忱和用心了。

后来到了宜兰,贫僧不会音乐,但我为大家做了许多歌词,如:〈弘法者之歌〉、〈快皈投佛陀座下〉、〈西方〉、〈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我不懂文艺,只是稍懂一点文学,却在宜兰开起文艺班授课;也是有限的佛法,竟在那里讲经开座,弘法利生。

渐渐的,经常有各界人士来拜访,见到我,教书的老师,谈一些教育的经验;商界人士跟我谈经营买卖的过程;军人来了,讲一些军中战争的情况;政治家也会说一些政治的人我是非……,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大陆一些学者、专家、名流集中到台湾来,他们也不容易找到对象谈话,知道在宜兰雷音寺小庙里,有一个能与人对谈的和尚,所以就来找我谈论了。

我得到他们的教导,和一名学生一样,每天有很多的老师好像送上门来似的,教我学习百科全书。我就这样跟着大众学习,把社会当为学校,不要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了。

这些学习,让贫僧感到,眼睛像照相机,耳朵像收音机,鼻子好像侦察机,舌头好像扩声机,身和心的联合作用,就可以随机应变,人身也就好像是一部机器,在思想上可以自由运转了。

从这些点点滴滴,贫僧感到学习的不只是学问,而且是要具体的实践。好比贫僧最拿手的是煮饭菜,而参与最多的却是建筑,要建房子得先从搬砖、搬瓦、挑砂石、拌水泥等着手,必须实际去工作,而不是只在旁边口说动嘴。

民国五十六年(1967)的时候,因为一位初中毕业的木工,为我在高雄建设普门幼稚园的因缘,我就带他一起到佛光山来开山。这位木工就是萧顶顺先生,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非常聪明伶俐,他和我都没有学过建筑,也不会画图,我们就在地上用树枝比画,讨论要多高多长。就这样,从开山初期到现在,几十年佛光山的建设都是他们原班人马,没有换过。他自己家里祖孙三代,后来也都在这里一起参与建设。

我也因此跟着他们一起工作,从钉板模、绑钢筋,甚至最早丛林学院的道路、龙亭、大雄宝殿丹墀,到后来灵山胜境广场等,铺设水泥的时候,还都是贫僧和佛学院的学生们用铁尺一格一格划出来的。

至于典座做饭菜,那就等于一名小厨,一定要先从洗碗、洗盘,洗菜、切菜开始,然后才能动锅动铲,慢慢成为给人接受的厨师了。

贫僧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喜欢教育,也倡导教育。就在不久前,全台湾一百七十多位大学校长到佛陀纪念馆来开会,教育部指示贫僧和全部的校长讲话;接着我们的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也要贫僧跟他们全校师生、干部讲话。我以自己的经历,讲述自学、自觉的学习过程。

自学是孔子的教学,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觉是佛陀的教法,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是这些自学、自觉的经验,成就了现在贫僧的行事、贫僧的思想、贫僧的观念、贫僧的做人处事、贫僧的举一反三、贫僧的理事圆融、贫僧的僧信平等,甚至对于佛法妙理的体会,让贫僧的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

郑科彦 本文来源:星云大师 作者: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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