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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法师:佛教世界观使生命主体自觉

2016-06-16 23:43:11 来源: 网易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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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易于服从的,没有力量让我们在各种服从中独立地建立起生命的自觉。为什么最讲究生命学问的国度,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发现不了?这令人深感悲哀,更需要改变。只有当生命主体意识被唤醒,我们才不会被物化的世界所奴役。

佛教世界观使生命主体自觉(图片来源:北海禅院)
佛教世界观使生命主体自觉(图片来源:北海禅院)

近代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注1)。

太虚大师对此提出了解决方向:大乘佛法能够补儒、道之偏。然此言未能详审,几乎成为由近代至今的一则悬想。为何“个人永不被发现”?人何以活得有尊严?何以疗救“灵魂的思家病(注2)”?何以找到生命的立足点?

“人圆佛即成”,成佛成圣一定是建立在独立圆满人格的基础上的,因此,安身立命的基础、人格的养成是大乘佛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所谓“一人一世界”的佛教世界观不是伦理,不是哲学,它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需要确立“一人一世界”的世界观,而非习以为常的“大众共一个世界”的世界观。“大众共一个世界”,则所有生命共用一个外境。有公共的外境,就没有个体独立的外境。独立外境被破坏,则个人的生命主体就不能得到确认。

生命主体不被确认,外境的主体性反过来就被确认。不是以心为主体,世界被创造,而是世界先有,生命被世界创造。心物相待的关系被破坏,所有的生命必须服从于实有的器世界。

生命的主体性被取消,始终执着的坚固所知障的外现,生命本身自然得不到发现。这是一种文化的病态,根本原因还是在世界观的大结构中确立了物化的实有性。

站在佛教世界观的角度,生命个体的发现、自我的认识是东西方文明所共同面对的课题。纵观历史,以物化文明为特质的西方文化中,人的个性得到更多伸张。

相反,以心性文明为特点的中国文化,个体生命的价值总是屈膝于各种宏大的历史语境、意识形态之下。这种现象非由文化根基所带来,而是文化在推进中所呈现的实际趋向。

西方虽然是物化文明,但唯物主义并不是主流方向。西方文化中生命个体得到尊重,在于心性不受压抑,故信仰可以高超,科技可以发达。

中国文化的心性特征在汉代以前表现得异常充分,到了唐代乃形成一高峰,但两宋以来,主流文化逐渐教条化,人的心性反受禁锢。

心性的舒展与心性文明的特点相应,心性的禁锢与物化的余习相应,后者自然要把重心都投向物化的外境。凡心地得不到自由,外境就无比强大、实有;凡心性自由,外物就自然无常、灵活,如梦如幻。《金刚经》之“梦幻泡影”,需要一个自由、活泼,不被教条所禁锢的心境才能接纳。

所以,世界观的物化,不是孤立的现象。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也并非用物化和心性的界限死板划分。物化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中,心性如得以伸张,则反而自由,对物化先看破;心性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如心性走上扭曲的道路,则其原有的成果正在丢失,相反逐渐捡起束缚心性的索套,这便成为文化方向上的罪恶。

譬如中国,原本具有最为发达的心性文明,但其本身产生的力量捆绑住了文化本身,使得原本的优势成果在后期无法显现。

但回头来看,这些情况并不能否定我们曾经拥有的文明历史和血液中的文明习性,中华文化的优势即使受挫,也是心性文明的产物,也许它产生了一定自我约束的力量,但个性的自我解脱也要靠它。心性文明的遥遥领先是必然的。

中国人是易于服从的,没有力量让我们在各种服从中独立地建立起生命的自觉。为什么最讲究生命学问的国度,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发现不了?这令人深感悲哀,更需要改变。只有当生命主体意识被唤醒,我们才不会被物化的世界所奴役。

要解决由物化引发的个人不被发现的病态,必须从世界观入手,确定“一人一世界”的世界观,并在世界演变的过程中确定生命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构建起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

【注释】

(1)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2)钱钟书《谈中国诗》: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和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

本文来源:网易佛学 作者:明贤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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