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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三十年:当代中国佛教的基本数据

2016-02-24 09:45:52 来源: 网易佛学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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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引用的各项资料及估算,中国汉传佛教僧尼人数约74万(1930)、50万(1949)、10万(2006,僧尼比例2:1);佛教徒约有2至3亿(当代田野调查,这里的佛教徒意指对佛教有认同);寺院约1.5万余座(2006),其中以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最兴盛;先后成立过71所佛学院、培养7500名学员(1912-1950),恢复或成立46所佛学院(1980-2009)。

正如本文所指出的,“目前所收集到的数据是不完整的、不精确的。然而,我们仍然不畏野人献曝之讥,大胆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客观地记录历史是一项不能不做的工作。一种宗教,只有当它对自身的历史和处境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之后,才能以理性的方式立足于世、以反思的态度建构自身。这种自觉意识和反思态度的基础就是科学的社会史研究,而收集、整理可靠的数据就是这种研究的第一步。”

复兴三十年:当代中国佛教的基本数据

1983年,茗山法师(1914-2001)发表了《变革·厄难·复兴:中国佛教三十年》一文。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指出1949年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大陆佛教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到1966年是佛教在“社会主义改造”条件下的变革时期;此后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也就是所谓的“厄难”;而从1978年开始,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复兴”的新阶段。(茗山法师,《变革·厄难·复兴:中国佛教三十年》,《茗山文选》,南京:金陵刻经处,2003年。)这大概是最早有关当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论述。

这一分期目前已经得到了佛教界和学界广泛认同。尽管在细节认定上稍有差异,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者都认为中国佛教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进入了“复兴”阶段。(郑志明曾总结了不同学者对当代中国佛教的类似分期。见其“大陆佛教发展概况”,载于《大陆宗教概况 1996-2001》,台北:中华民国大陆事务委员会,2002年。)

如今,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复兴之后的中国佛教的基本状况如何呢?如何描述和评价这种“复兴”呢?

在以下篇幅中,我们将尝试通过量化数据简要地勾勒出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发展演变的某些基本方面。

毫无疑问,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对于“复兴”三十年以来、以至中共建政六十年以来的中国佛教,似乎人人都熟悉其中曲折,然而可以用来书写历史的可靠素材却少而又少。

如果说今天的“复兴”是相对于文革时期而言的,那么,不仅对于长达至少十年的“厄难”期我们没有任何全面、详明的记录,而且,即使就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佛教恢复初期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信赖的回忆、调查也少而又少。

中国佛教在最近六十年中所遭受的创伤、所经历的变动,是过去两千年中都罕有的。然而,这段历史似乎正在我们眼前的一片“繁荣”中无声的消逝、湮灭。

所幸的是,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对于历史资料的保存和现实数据的整理已较以往更为重视。一些数据、史实借助会议发言、记者访谈公诸于世;有的寺院已经开始收集文献、访问耆老,编写当代寺志;而佛教工作与活动的部分信息也能透过图书、期刊或网络及时发布。

在此,我们就根据从各方面收集来的公开资料,配合我们田野调查的收获,整理出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些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并不完整,有时只能依据大略的推算。

但是,我们仍然不揣冒昧地发表这些初步结果,一方面是希望能对三十年来的中国佛教做一个量化的小结,另一方面,更重要地是,希望能借此短文抛砖引玉,通过更多人士的参与来逐步订正和补充史实,推动对当代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一、在家信众的规模

在家信众的规模常常是评价一种宗教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影响的首要数据,但是,中国佛教究竟有多少在家信众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除去数据不够公开的因素以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佛教徒身份建构的方式具有明显的非制度化特征,以致相关的定量研究几乎无效。

首先,除非出家,成为佛教徒主要取决于主观态度,并不必然要经过制度的认可。虽然近代以来在中国“居士”身份有日益制度化的倾向,但总地来说,是否参与皈依仪式、是否拥有皈依证目前仍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佛教徒身份的必要条件。

抱有佛教信仰、参与佛教活动的人并不一定经过仪式化的皈依。例如,河南省佛教协会至2008年已发放皈依证约20万个,但该协会的人士认为,河南省至少有在家信众50万人以上。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在家佛教徒对于自身的宗教身份都有专一的、排他性的认同。很多参加过皈依仪式、领有皈依证的“居士”对于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并不在意,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时参与各种不同的民间膜拜。这些信众算不算佛教徒,完全取决于观察者所持定义的严格程度。

第三,对于汉传佛教而言,虽然理论上“皈依”是指依止僧团全体,但事实上“皈依”不只涉及到当事人个体宗教身份的确立,同时也是当事人和具体的宗派、寺院、法师建构特殊联系的一种方式。因此,已经皈依的佛教徒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想法再次皈依,甚至获得不同的法名。

事实上,因为受到特定法会或特定法师的吸引而再次皈依的事情并不罕见。因此,从外在的角度精确统计在家佛教徒的数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大体估计一下在家信众的规模。1997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北京,1997年10月。)

在白皮书所列举的被承认的五大宗教中,除去基督徒约1000万人、天主教徒约40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约1800万人,那么,佛道教徒至少在7000万人以上,而其中绝大多数当属佛教徒。

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的官方数字,十几年来一直为各方所引用。但是,这一“不完全统计”对佛教影响的估测显然低于实际水平。

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僧、俗教界人士通常较为一致的估计是中国大陆现有佛教徒2至3亿左右,也就是中国总人口的20%上下。如果把所有对佛教的宇宙论有所认同、时常参与一些佛教仪式与活动的人都算作佛教徒的话,这一估计可能并不夸张。

二、僧尼数量的消长

如果说在家信众的人数难以准确计量的话,那么僧团人数却是可以准确统计的。在这方面,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佛教协会应该拥有比较准确的数字,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两方面公布相关数据。

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官方数字仍然是1997年发表的白皮书,根据这份文件,“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师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换言之,汉传佛教的僧尼人数约在7万人左右。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数字有助于我们理解最近十几年来大陆僧团规模的变化情况。1994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净慧法师在出访法国时,曾在讲话中表示当时中国大陆汉传佛教有僧人约4万人。(净慧法师编,《花都法雨》,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006年,香港《亚洲周刊》针对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做了一期专刊,由江迅撰写的“两岸四地佛教概况”一文称,中国大陆现有汉传佛教寺院15000多座,僧尼10万人。(江迅,《两岸四地佛教概况》,《亚洲周刊》,第20卷第17期,香港,2006年4月30日。)作者并没有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

在同一期,还发表了由江迅撰写的对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杨笑天的访谈,或许这是作者的数据来源之一。

但无论如何,这一估计与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相似。很多佛教徒认为,最近两、三年中,中国汉传佛教的僧尼人数已达到10万左右。

但是,对于改革开放后至1994年前的情况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就文革中的情况而言,除了一些局部地区的数据外,我们也未能找到有关全国情况的任何公开报告。

毫无疑问,即使是在文革中最惨烈的情况下,也有出家人坚持独身、素食,暗自诵经,并以各种方式保护寺产。然而,僧团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实体,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而几乎所有公开的宗教活动,包括最基本的早晚课诵在内亦均被禁止。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文革当中在传统制度框架内拥有职业宗教人士身份的“僧”及其组织“僧团”几乎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文革之前的情况又如何呢?对此,除了少量地方层面的数据外,我们也知之不多。

不过,长期在中共体制内负责宗教管理以及官方宗教研究的罗竹风(1911-1996)曾指出,1949年前后,中国(汉传佛教)大约有出家僧尼50万左右。(罗竹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他没有给出数据的来源。

但是,考虑到根据中国佛教会1930年展开的调查﹝1930年,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在理事长圆瑛法师(1878-1953)的要求下,对全国佛教的寺、僧展开调查。相关的统计工作于1936年完成,此后数据以不同方式陆续出版。虽然由于战争原因,部分省份的数据并不完整,但是这份调查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美国社会学家维慈对这些资料做过整理,本文所提到的这次调查的数据均转引自维慈的两部著作:Holmes Welch,《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上、下),包可华、阿含译,台北县:华宇出版社,1988年;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王雷泉、包胜勇、林倩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当时中国大陆已有(汉传)僧尼近74万人,那么,1949年前后中国有僧尼50万人的说法应是较为可靠的。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大体上勾画出中共建政以来汉传佛教僧尼人数的消长变化:

图1. 汉传佛教僧尼数量变化趋势(1949-2006)

(图片暂缺)

这个折线图虽然粗略,但是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僧尼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可是僧团的规模仍远远不及六十年前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六十年来中国总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僧尼数量尚不及当初的五分之一,那么这种反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三、僧尼受戒情况

考察僧团规模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受戒僧尼、也就是比丘、比丘尼的数量。而传戒仪式本身也为统计调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990年代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及各省级分会基本上垄断了汉传佛教的授戒权。根据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于1993年10月通过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见《法音》,1993年第12期。),“能够举办传戒法会的寺院名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严格按照条件,根据实际需要,申报中国佛教协会审批、确定;未经批准的寺院不得擅自举办。”而且,“具备传戒资格的寺院传授三坛大戒,须事先由省佛教协会征得省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报中国佛教协会审批。”

这个“管理办法”对传戒仪式的规模和范围也做了规定:“全国每年传授三坛大戒的寺院掌握在五处左右;每处每次受戒人数一般掌握在二百人左右”;“对象以本省受戒人为主;外省受戒人必须由所在省佛教协会征得传戒省佛教协会同意,开具证明,介绍前往受戒。”

换言之,“管理办法”的制定者有意把每年的得戒人数控制在1000人左右。七年以后,也就是在2000年,中国佛教协会又颁布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见《法音》,1993年第12期。),这个新“办法”较先前的规定略显宽松。

根据这个目前仍然有效的文件,“全国汉传佛教传授三坛大戒,每年掌握在五至八起”;“传授三坛大戒的新戒人数,每期规定在三百人以内(同期传授二部僧戒的两座寺院,每寺不超过三百人)”。按此规定,每年新得戒的比丘和比丘尼应控制在2400人以内。

不过,实际受戒人数远远超出了这些规定的限制。2003年9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圣辉法师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时称:1993年至2003年期间,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审批和组织全国汉传佛教地区传授三坛大戒70起,近29000人受戒”。(圣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法音》,2003年第10期。)这就是说,这十年间平均每年的受戒人数达2900人。

而后,2006年,圣辉法师又在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自2002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成立至2006年2月这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中,“全国共举办传戒法会26次,有12060人受戒”。(圣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工作报告》,《法音》,2006年第3期。)依此推算,这三年多平均每年受戒人数已达3530人。

而根据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2008年所发表的未具名的《中国佛教协会2007年工作总结与2008年工作计划要点》(见《法音》,2008年第10期。),2007年全年共举办三坛大戒传授法会12起,受戒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919人,平均每起法会的得戒人数近600人。例如,少林寺在2007年5月24日至6月21日举办的三坛大戒法会,得戒比丘、比丘尼就有710人。(见温金玉、张蕾蕾、彭宇,《中国嵩山少林寺三坛大戒新戒状况数据分析》,载于《少林寺同戒录》,少林书局,2007年。)

复兴三十年:当代中国佛教的基本数据
图2. 汉传佛教受戒人数(1993-2007)

如果我们依据2002年9月至2006年2月之间的均值3530人来推定圣辉法师的两份报告中所重叠统计的那一年(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底)的数据的话,那么,减去这一重复计算的人数,1993年至2007年底中国大陆汉传佛教中被官方佛教协会认可的受戒人数约为4万3千人。

如果再算上1993年以前受戒的僧尼和数量不明的2006年3月至12月间受戒的僧尼,大体上我们可以推断目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中得戒比丘和比丘尼的总数约在5万左右。

也就是说,在总人数为10万的汉传佛教僧团中,比丘和比丘尼的人数与沙弥和沙弥尼的人数恰好各占一半,均为5万人。

四、僧尼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中国佛教协会所公布的传戒数据中,两次详细指出了受戒僧、尼的具体人数,这使我们得以推算、比较僧团的性别比例。

总地来看,在中国大陆1993年以来的得戒僧众中,比丘的数量要明显高于比丘尼。具体来讲,1993年至2003年有得戒比丘19000余人、比丘尼9800余人;2007年,则有得戒比丘3899人、比丘尼2020人。据此推算,自1993年以来,僧、尼比例始终保持在2:1左右。具体百分比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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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汉传佛教僧尼比例(1993-2003,2007)

这一比例,和目前台湾僧、尼比例为1:3到1:4的情况刚好相反。(有关台湾佛教僧尼的比例,详见陈美华对相关统计的归纳:陈美华,“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7期,2002年。)既有的资料表明,台湾女众出家较多的情况并非是一个晚近的新现象,从50年代有统计以来,台湾僧团中受戒的比丘尼即较比丘为多。不过,就整个汉传佛教而言,台湾的情况似乎仍属特殊。

根据我们提到过的1930年代中国佛教会在大陆进行的调查计算,当时僧团中女众所占比例为30.5%,男众所占比例为69.5%(分别为225200人和557800人),与目前中国大陆的总体情况相差不远。(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在中国大陆女性出家的比例较低,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热心参与佛教集体活动的在家佛教徒似乎仍以女性为多。)

五、寺庙的数量与分布

在前文中所依据的有关僧尼数量的资料中,也有对汉传佛教寺庙数量的记述。此外,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肖贤法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至1980年9月,“全国佛教寺庙有宗教活动的已有一百多所”。﹝肖贤法,“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法音》,1981年第2期。﹞这里的“一百多所”显然包括了各大语系的佛教寺院在内。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大体上可以描绘出汉传佛教寺庙自1949年以来的数量消长。

图4. 汉传佛教寺庙数量变化趋势(1949-2006)(暂无)

2006年,在香港注册的中华佛教出版社出版了以江苏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寺院名录编纂委员会的名义编订的《中国佛教寺院名录》2006年版。(桂未冰主编,《中国佛教寺院名录(2006)》,香港:中华佛教出版社,2006年。)这部名录收入了大陆约1万5千所汉传佛教寺庙、约2千所其他语系寺庙以及近1千所港、澳、台地区的寺庙的名称和地址。

尽管有些寺庙只注明了大概区位而没有详细地址、有些省份的寺庙收录数量明显低于实际水平,但是,这部目录已经为我们把握中国各地区寺院的基本分布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信息。﹝当然,这部工具书也有不少可以改进之外。我们注意到,在随后出版的2007年版中,原来2006年版已经收录的一些寺庙反而没有了。就此而言,编者应该详细说明其收录标准以及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读者了解其效度。同时,我们建议编者至少应该给出每个行政区(例如分为省、市或县两级)的佛教活动场所的合计数,标出寺院的建成(或重建开放)的时间。如果可能,还可以列出各寺建筑面积、常住僧尼和居士人数,以便读者估计寺院的规模。最后,还应该尝试以数据库的形式发行电子版。事实上,只要稍加改进,这部名录就可以超出通讯录的功能,转而成为极具价值的有关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个基本数据库。﹞

配合2006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列出的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据,我们就可以得到各地区佛教寺庙相对于人口的分布情况。

复兴三十年:当代中国佛教的基本数据

由于各地寺庙数量的统计并不十分完整,因此,由此得出的各地每百万居民拥有的寺庙数量也不十分精确,总的来说,这些数字是应该低于实际水平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各地的统计误差大体相仿,那么,上图还是能够明显地揭示出各地区寺庙分布密度的相对情况的。

统计结果表明,除了西藏、青海这两处藏人聚居区佛教寺庙较多以外,中国大陆汉传佛教最发达的地方集中在福建、浙江和江西这三个东南部省份。这一点与我们田野调查的印象也十分相符。

当然,寺庙数量并不能代表佛教资源的全部。而且,每个寺庙的大小不同、社会动员能力也各异。一座大的寺庙可能有常住僧众数百人,而仅由一、两个僧尼住持的小庙也不罕见。

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宗教管理部门和佛教协会尚未形成定期公布数据的制度,而国家综合性统计部门所编写的各种年鉴上对于有关宗教的信息也是讳莫如深。目前我们手中仅有部分地方性的数据,无法就全国的相对情况做出判断。

不过,我们不妨假设寺庙数与僧尼数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维慈(Holmes Welch)曾根据1930年中国佛教会的调查总结了各地区的僧尼分布密度﹝见Holmes Welch,《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下),附录一。﹞,法国历史学家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也根据清代的资料计算出了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部分省份的佛、道教僧侣的分布密度。(Vincent Goossaert, “Counting the Monks: The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 inLate Imperial China, 2000, Vol.21, No. 2。)我们可以就此比较一下佛教影响最大的一些省份在这几个时期的相应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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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统计数据并不完整,各地区的行政划分亦有年代差异,上述排名的变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各地区佛教力量消长的直接反映。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三百年来,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省份始终是中国汉传佛教最兴盛的地区。

五、佛学院与佛教期刊

最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佛学院建设和期刊出版情况,这两方面分别涉及到佛教的传承与传播的具体机制。

据我们了解,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间相继成立或恢复了至少46所不同层次的汉传佛教佛学院,其中36所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成立或恢复的时间。

如果说80年代初佛教刚刚恢复活动时比较集中地重建了一批佛学院,此后90年代初也出现过一个兴办佛学院相对集中的时期,2000年以来,这种趋势似乎再次出现。(我们估计,10所我们尚未确定具体建立时间的佛学院大多是最近几年兴办的。)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佛学院在正式成立前已经以“僧伽培训班”等形式存在了,为此我们所依据的成立时间与这些佛学院得到宗教局批准正式挂牌的时间稍有不同。

还有一些佛学院有合并、迁移的情况,或者有先后成立男众部和女众部的情况,我们均以其中最初的成立、招生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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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大陆汉传佛教佛学院历年新建(复建)数量(1980-2004)

单从数量上来看,近三十年佛学院的发展仍未达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的学校模式刚刚引入中国时的水平。根据维慈的统计,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50年的三十八年间,尽管局势动荡、战火连绵,但中国佛教徒先后成立了至少71所佛学院,培养了7500名学员。

目前,中国大陆的佛学院不招收在家佛教徒,也不兴办世俗教育,僧团和世俗社会的沟通仍基本限制在专门的膜拜场所,如寺院、居士林或念佛堂。

在广播、电视仍被政治权力垄断的情况下,纸质媒体和网络就成为僧俗两界沟通的重要中介。近年来,中国大陆佛教期刊的种类增加十分迅速,根据我们收集到的名单,198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佛教出现过的期刊已达137种。

当然,这其中有部分刊物没有坚持多久就停刊了,但目前继续出刊的仍在百种左右。这些期刊中包括发布官方信息的佛教协会的刊物、内部交流的定期刊印的研究动态、工作总结,以及居士佛学社团的定期出版物等等,但最多是由一些较大规模的寺院主办的弘法类刊物。

如果说1981年恢复出版的《现代佛学》、也就是后来的《法音》是文革后最早的佛教刊物之一的话(有的地方性佛教期刊可能以非正式的形式先于《法音》更早恢复。),那么,我们收集到的最近出现的佛教期刊包括由上海复旦大学学源俱乐部·禅学会于2008年创办的双月刊《佛教观察》和由湖南南岳佛教协会于2009年创办的季刊《磨镜台》。

不过,即使仅从数量上讲,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期刊仍不能与民国时期相媲美。维慈曾指出,1912年至1950年期间中国大约先后出现了70种佛教期刊。而最近由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则收集了152种佛教期刊。(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更何况,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刊物仍有“内部”、“公开”之分,有一些内刊一般很难接触到。

当然,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如今佛教传播的手段已经变得极为便利,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能拥有的条件。

结语

以上我们主要从定量的角度,总结了当代中国汉传佛教的基本构成与演变趋势,在某些问题上,还与1949年以前的历史时期做了简单的比较。

正如我们所一再指出的,我们目前所收集到的数据是不完整的、不精确的。然而,我们仍然不畏野人献曝之讥,大胆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客观地记录历史是一项不能不做的工作。

和一个民族一样,一个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持“笼统颟顸”态度的宗教也是没有前途的。一种宗教,只有当它对自身的历史和处境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之后,它才能以理性的方式立足于世、以反思的态度建构自身。

这种自觉意识和反思态度的基础就是科学的社会史研究,而收集、整理可靠的数据就是这种研究的第一步。

为了这种研究能够更好地开展下去,我们衷心希望,各地佛教协会和佛教团体能从各自的角度,努力发掘六十年来与佛教相关的文字与口述史料,记录当前佛教的点滴新闻,并以各种方式公诸于众;各名山大寺也能将1949年以来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不同局势下的文物、文献妥善保存,并对当代的史实——包括人员、接待、财务、争讼、土地转让等等方面详加记述、建立档案。

我们认为,对当代佛教史的整理不仅是佛教僧团与教团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是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

最后,我们想要强调,要全面评价文革以后中国佛教的基本状况,仅仅像本文这样凭借定量因素勾勒出大致轮廓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定性的角度对佛教的发展水平和变迁方向做出比较和分析。

维慈在整理完1850至1950年间的史料之后,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清末民初这一个世纪当中被普遍认可的中国佛教的复兴真的“是复兴吗?”

除了建筑数量和僧团人数以外,他提出了需要和历史加以比照的几个方面:“唐朝时教义论争迭起,政府强力支持,公众热心参与,难道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宗教活力吗?”“佛教的创造性在艺术上有再现吗?”“寺院生活的净化、道德与管理有回复到了唐宋水平吗?”(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第十二章。)

如今,中国佛教再一次“复兴”已有三十年了,我们不妨也提出类似的问题,思考一下可能的结论。

(文:汲喆

foxue2 本文来源:网易佛学 作者:禅林网 责任编辑:nul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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