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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放生、护生习俗与环保理念

2015-07-24 11:02:28.0 来源: 中国佛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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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史上放生、护生习俗的产生与生态环保理念的形成都与佛教在雪域高原的传播、弘扬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藏传佛教“戒杀护生”、“众生平等”思想的广泛普及和弘扬对青藏高原动物、植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起到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放生、护生习俗与环保理念

藏族历史上放生、护生习俗的产生与生态环保理念的形成都与佛教在雪域高原的传播、弘扬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藏传佛教“戒杀护生”、“众生平等”思想的广泛普及和弘扬对青藏高原动物、植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起到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藏传佛教史上戒杀护生习俗的产生,以及藏族人在遵守和践行佛教生命伦理观的前提下,是如何处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一切有情”众生之间的关系的。

一、从苯教的杀牲血祭到佛教戒杀护生的转变

回顾历史,数千年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就与牛、羊、马等动物结下了无尽的因缘,并演绎出了许多与之有关的古老神话、原始信仰,以及丰富的牧业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迄今在藏族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歌谣、民间舞蹈中依然保留了许多有关动物的民俗文化。

古老的西藏阿里日土岩画、藏北那曲岩画中就保留了近三千年前的动物岩画,其中题材最多的便是各类牛、羊、马等的形象。在这些古老岩画中,有机敏可爱的藏羚羊,有力大威猛的野牛,有角呈半螺旋的盘羊,也有野马、野驴、岩羊、黄羊和绵羊等动物。

古老的原始苯教信仰中,牛、羊、马、鹿等动物不但是藏族先民原始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原始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牺牲祭品。汉藏文史资料对此都有不少的记载,如历史上的藏族部落在举行盟誓和祭天地仪式时,都以牛、羊、狗、猕猴、马、驴,甚至要杀人来做牺牲。

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汉文史料《隋书》在其卷八十四中记载有:“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俗祀阿修罗——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以上所说,大概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藏区祭祀活动中杀牲血祭的最早文字记载了。

此外,在新旧《唐书·吐蕃传》中,也有关于藏族先民吐蕃举行血祭的记载:《旧唐书·吐蕃传》卷一百九十六曰:

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迂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于坛墠之上与众陈设肴,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衹,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

《新唐书·吐蕃传》卷二百一十六上,甚至记载了吐蕃祭祀中的人祭现象,如说:

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同羊、犬、猴为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

藏族著名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说:

每年秋天要将一千只公鹿一起杀死,取鹿血献祭;冬天要将牦牛、绵羊、山羊等母畜各三千头杀死,献祭苯教神祇,将牦牛、绵羊、山羊等母畜各一千头活活肢解,以血肉献祭;春天要举行名叫无角母鹿的祭祀,将四只无角母鹿四蹄折断,以血肉献祭;夏天要举行苯教祖师祭,以各种树木和粮食煨桑祭祀。在人有病痛时要施舍赎命,视个人经济情况,从最多杀公畜、母畜各三千到最少杀公畜、母畜各一头献祭神祇;人死以后为制伏鬼魂也要像上述那样杀生祭祀。

由此可见,吐蕃时期这类残酷的牺牲血祭仪式还停留在落后的农奴社会阶段。

藏文《益西措嘉传》中也记述了苯教举行隆重祭祀时,动辄宰杀数千只鹿、山羊、绵羊、牦牛等的情景。如此屠杀牲畜,势必极大破坏农牧民的生活资源和生产力,使得广大百姓的生活陷入贫困之中,这不仅大量耗费了社会财富,而且也直接影响和破坏了吐蕃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

自松赞干布时代佛教传入雪域高原之后,对藏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及藏族人的精神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藏王松赞干布在佛教五戒、十戒的基础上,制定了吐蕃第一部新法典《十善法》。自此佛陀慈悲为怀、众生平等、戒杀护生的思想无不影响着藏族人的日常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

从佛教传入前的大规模血祭杀牲,到接受佛教后祭祀活动中的替身“多玛”仪式,即用木头、面粉制作的牛羊等动物祭祀形象,再到藏传佛教后弘期藏区各大小寺院举行的放生、护生仪式,或放生节日,无不体现出佛陀慈悲伟大思想对藏族人心灵深处的影响、滋润与制约。而藏区寺院的替身祭祀与放生仪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产生和发展的。

《莲花生遗教》真实记录了吐蕃中期放弃杀牲血祭后的祭祀情况:

挽髻本徒名俗夫,头上戴的虎皮帽,

手中拿的半截鼓,令穿青衣和熟食,

罪本法术全废除,惟留世间消灭本,

鹿带双角木头制,牛羊都用面粉做。

这里所说的“双角木头制”和“牛羊都用面粉做”,指的就是用于祭祀中的“替身”仪式。可见自吐蕃接受佛教以后,就对藏族传统的苯教杀生祭祀进行了本质上的改造,也可以说是藏族宗教信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文明阶段。

自此,藏传佛教寺院中的一切祭祀活动都以多玛替身为主,这一替身祭祀无论是在寺院,还是在民间都被藏族信众普遍接受,这使得原来在苯教影响下的那种无节制地大规模的屠杀家畜、捕杀野生动物、毁坏森林等现象得到了有效的节制和逐渐的改变。这一宗教信仰与文化的变革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而佛教倡导的戒杀护生观念,以及保护牲畜和野生动物有关禁令的颁布,也促使在藏族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戒杀护生的自觉行动。

佛教首倡的不杀生,是佛教僧人应遵守的“四根本戒”和在家信徒所遵守的“五戒”之首,被称为佛教的第一戒律。佛教反对杀害生命,认为杀生有罪。佛教认为一切有情众生,其中包括一切食草动物、食肉动物、爬行动物与飞禽动物等,它们的生命价值同样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而不能随意猎捕杀害。

从藏族历史的发展看,佛教戒杀护生的多玛替身仪式是在彻底否认苯教杀生血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是藏族文明史上在思想文化以及信仰建设等方面,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与历史转折。

二、藏传佛教的护生故事与护生理念

在藏传佛教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放生、护生故事,莫过于噶举派祖师米拉日巴尊者劝化猎人戒杀护生的故事。

故事说,一天米拉日巴在山野中静修时,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鹿仓皇跑到米拉跟前。米拉心怀悲悯之情,随即唱了一首道歌来劝化猎人。“尊者的歌声犹如梵音之美丽悦耳,夺人心魄,任何人听了,心中自然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安适和愉悦。尊者的慈悲歌声渗透了黑鹿的身心,它的恐惧和苦痛都一一平息了;它快乐地走近尊者,眼泪簌簌地流下,就在尊者的左旁卧下,一面却用舌头来舐尊者的衣服。”

随后,米拉日巴又点化了在鹿后追赶而来的一只凶猛的母狗。当猎人看见他的猎狗和鹿卧在米拉的左右,母狗失去了往日的凶狠,而鹿也没有被追杀的恐惧感,他们相安无事,这令猎人大惑不解,惊讶异常。

随后,米拉给猎人唱了一首劝化的道歌:

经云人身贵似宝,汝之人身不值钱。

汝形似鬼罪业聚,捕杀众生谋私利。

汝虽寻求此生乐,因罪业故不能得。

若能于内除贪著,必能获得成就果。

捕捉外物有何用?调伏自心时至矣!

捕杀麋鹿何能饱?内除五毒重愿足。

克服捕杀外敌人, 越克越多无已时。

若能于内降自心,一切仇敌自寂灭。

莫以生命造罪业,应用此生修佛法。

最终,在米拉的点化下猎人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将猎物和猎狗献给了尊者。猎人唱道:

身右有黑鹿,其嘴如白螺,

我若宰杀之,能除七日饥。

我今不需彼,供奉尊者前,

祈度此黑鹿,令入安乐道。

米拉日巴劝化猎人放弃杀生、从善如流的故事至今还在藏区广为传颂。例如,每年在雪顿节期间,在拉萨罗布林卡的藏戏演出中,有时还专门上演《米拉日巴劝化记》。而在藏区则以拉卜楞寺每年阴历七月法会上演出的《米拉劝化猎人贡波多杰》最为著名。戏剧以生动的人物表演、感人的故事、动听的唱腔传达佛教慈悲平等、戒杀护生的思想理念,深受广大藏族信众的欢迎和喜爱。

据悉,每年都有不少的藏族猎手在看了该戏后,忏悔自己以往的杀生孽债,从而放下屠刀,戒杀护生,弃恶扬善。因此,《米拉劝化猎人贡波多杰》的故事在藏区可谓家喻户晓,该戏几乎成了藏传佛教普及放生、护生的一台经典样板戏,从而受到藏族人的尊敬和热爱。

《米拉日巴传记》中还记述了另一则《被宰的羔羊》的故事,同样深刻地传达了米拉日巴尊者作为一个出家人反对杀生的慈悲之心。

从藏传佛教伦理的普及来看,佛教除了提倡戒杀护生的观念外,还主张人类应学会与不同的猛兽及有害野兽等和睦相处。噶举派高僧《汤东杰布传》也生动记录一侧护生的故事:

当汤东杰布一行到达贡布地区时,贡布人十分佩服汤东杰布。他们说:“看来您的确是位名副其实的大活佛,我们恳求您为我们消除老虎之灾。”……汤东杰布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祈求道:“望老虎获得长寿。”那些贡布人一听,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能这样祈祷呢?应该说望老虎快点死光。”汤东杰布接着又祈祷说:“望老虎与众生和睦相处。”接着他撒了一把青稞,尔后又垒了一座麦杂塔。从此,老虎再也不能伤害人、畜和别的生灵,与人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藏传佛教高僧以咒语调伏老虎猛兽的故事,与汉传佛教高僧传所记录的诸多伏虎罗汉的故事并无二致,从中不难看出佛教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猛兽之间的关系的。

《蕴护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时,佛陀住在沙瓦提城附近的揭德林给孤独园。当时在沙瓦提城里,有一个比丘被蛇咬死了。当时,许多比丘来见世尊,恭敬地礼敬他后坐在一旁。如此坐着时,他们向世尊说:“世尊,在这沙瓦提城里,某位比丘被蛇咬死了。”“诸比丘,该比丘确实没有散播慈爱给四种蛇王族。诸比丘,假设该比丘散播慈爱给四种蛇王族,他就不会被蛇咬死。——诸比丘,我准许你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护卫,为了自己的保护,而散播慈爱给这四种蛇王族。”其后佛陀便宣说《蕴护经》:

愿我对威卢巴卡有慈爱;愿我对伊拉巴他有慈爱;

愿我对差比阿子有慈爱;愿我对黑荀达玛有慈爱;

愿我对无足众生有慈爱;愿我对两足众生有慈爱;

愿我对四足众生有慈爱;愿我对多足众生有慈爱;

这里所说的有四类蛇王族,即无足的爬行动物蛇、鱼等;两足的人类与鸟等;四足的象、马、牛、羊、猛兽等;多足的有蝎子、蜈蚣、毛虫、蜘蛛等。

在偈语中,佛陀宣说不只是向众蛇,而是向一切众生撒播慈爱,由此:

愿无足众生不伤害我;愿两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四足众生不伤害我;愿多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一切有情、一切息生、一切生物,

都毫无遗漏地遇见幸运的事,

愿他们不会遭遇邪恶的事。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佛陀告诫众生要以慈悲之心善待那些与我们共住在同一个环境中的其他有情众生。以悲心和慈心来保护自己,善待其它生灵,才能免遭伤害。

因此,藏传佛教的祖师大德们在倡导戒杀护生的佛教思想时,特别强调知母、报恩、慈悲心、菩提心的生起次第关系,尤其强调慈悲心、菩提心的修习与践行。如在学修发菩提心法的祈祷语中要求:

惟愿上师加持我及一切慈母有情,心中生起对一切有情远离贪瞋亲疏的平等心,以及知母、念恩、报恩、慈心、悲心和菩提心的殊胜证悟!

藏传佛教将有情视为自己的母亲,称为“如母有情”,以此作为修习菩提心的重要法门。如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论》中就强调“修平等舍心”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解释说:

修习七因果教授之始,我们应当先修成对于一切有情的平等心。若没有修成此心,虽然生起慈悲心,也仅仅是片面性的慈心和悲心。片面的慈心和悲心并不是慈心大悲,因为不管慈心大悲哪一种,它的所缘应当是缘一切的有情,就如“平等大地慈水润”等中所说的一样。

由此,宗喀巴大师认为学佛法者,首先对于一切有情,令心成就平等,然后修习知母直至菩提心之间的次第。只有当修行者对“修平等舍心”有了殊胜的证悟时,每个学佛之人才会生起不假造作的慈悲,从而激发他救度一切有情众生的正知、正见、正行与智慧勇气。

的确,佛陀所说的对一切有情众生的普世生命关怀,早已跳出和超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生命观念,深刻地传达了佛教一切生命都应尊重平等的伟大思想情怀,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之间“依正不二”的生命缘起关系,体现了佛教缘起性空的生命哲学态度,以及普世悲愿的、深邃的人文精神。

三、藏族历史上的放生、护生民俗

藏传佛教经过1300年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经过后弘期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等祖师大德们不懈的努力弘传,佛教慈悲为怀、戒杀护生、众生平等的理念在藏区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宣说,放生、护生的思想不仅被藏族信众认可与接受,同时这一佛教思想也逐渐成为藏族人日常生活中践行与遵守的行为理念。由此,在藏区各地寺院和民众中形成了规模不一、人数不等的放生、护生习俗。

所谓放生仪式,其实是藏族人接受佛教之后的一种戒杀、或少杀牛、羊等动物,或家里人生病,或遇到各种灾难时,向佛、菩萨、护法神等虔诚忏悔杀生罪过的一种宗教赎罪仪式。换句话说,也是藏传佛教和藏族信教群众在寺院和民间开展的一项佛教护生活动。

放生仪式,一般都要在寺院或是在活佛的主持下,经过严格的诵经祈祷后才能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放生的人,既有达官显贵,也有普通百姓,他们有的以个人名义放生,但多数以家庭、部落为主要单位。

放生动物,在僧人举行诵经加持仪式后,也就成了“神圣动物”,比如放生羊或放生牛,人们要在羊角、牛角和放生的动物身上特别地系上三色、或五色的彩条为记号,然后将其放在山野,使其自生自灭。而藏区的放生仪式,尤以拉卜楞寺藏历年正月初八的放生节最为著名。

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的放生节一般在图丹颇章内举行,届时僧人们要诵《招财经》等经文,要将预先准备好的牛、羊、马进行洒净仪式,然后给这些放生的神牛、神羊、神马等系上彩色绸条将其放走,任其自生自灭,每年放生的牛、羊、马等动物大约在200多头左右。

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看,放生仪式一方面延续了古老苯教祭祀自然神灵的传统,同时也被赋予佛教放生戒杀、慈悲护生的浓郁色彩。在藏区,这些被放生的牛、羊等动物,不剪毛、不乘骑、不出售、更不能宰杀。

草原游牧民的放生主要以牛、羊、马为主,有的牧民把“百头牛”、“千只羊”视为富裕的象征,并且恪守佛教“不杀生”的思想信念,宁肯将牲畜养到老,到死也不肯杀、不肯出售,甚至将成群的牛羊赶到山上放生。

生活在农区和江河边的藏族人,也有放生鸡、猪、鱼等的习俗。如四川半农半牧区的藏族人,最常见的放生动物是飞禽——公鸡。放生者一般是在家族里遇到有人生病,或家里遇到诸多灾难时,便去寺院请活佛、喇嘛诵经祈祷,然后将一只,或几只公鸡放生,把它送到神山或寺庙里,即使它回到家中也不杀,任其自生自灭。因此四川甘孜地区的一些神山、寺庙周围,一年四季都有成百上千只公鸡,自由自在觅食,当地藏族人谁也不会去捕食这些被放生的飞禽和牛羊。

藏区放生、护生习俗的产生与发展,也可以说是在历代活佛、堪布和喇嘛们的精神感召和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同时,也与藏族游吟艺人喇嘛玛尼说唱艺术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有的游吟艺人将佛教戒杀护生的内容,改编成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说唱故事,颇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与喜爱。这些游吟艺人走村串户,一年四季往来于草原与农村之中,传播着佛教戒杀护生、慈悲平等、积善成德的思想,业果轮回思想的普及与深入,为藏传佛教护生理念的弘扬作出了积极贡献。

例如,有的民间艺人将藏戏集大成者汤东杰布劝化渔民放生的事迹编成故事四处宣扬。故事说:汤东杰布来到羊卓雍湖边,见渔民们打了许多鱼,正在掏着内脏,他就将渔夫们召集起来说道:“以捕鱼而造孽的渔夫们听我说,世间十不善之罪恶,罪大恶极就数杀生害命,杀生好比睁着双眼跳悬崖,最终必把自己害。……”接着,他还给渔夫们讲了因果轮回的关系和弃恶从善的意义。渔夫们听罢,向汤东杰布磕头致谢,发誓再不干这种作恶的行当。

由于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僧众们戒杀护生活动的广泛宣教,加之,青藏高原诸多的河流湖泊被奉为圣湖,因此,雪域高原河湖中的鱼群种类极为繁富。

又如,甘孜藏区的不少寺院近邻江河湖泊,长期以来僧人们与当地的动物、飞禽、鱼等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只要有人在河边或湖边走过,鱼儿们就会游到岸边,一派安详静谧的和谐气氛。甘孜县巴伽活佛曾告诉笔者,他的寺院里经常有藏雪鸡、松鼠、山鸡、兔子等各种小动物光顾。的确,这一切都与生活在青藏高原藏族民众爱护动物、悲悯飞禽,一切有情平等共生的佛教生命观是分不开的。

走进藏区,细心的游客们不难发现在古城拉萨的三大寺、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等地都能见到那些自由自在穿行在大街、徘徊在山村、草原上觅食的放生牛、羊、马。而所有的藏族人对放生牛羊马,或是其它放生的动物都会满怀敬畏和怜悯之心。

的确,对于游牧民族的藏族来说,赖以为生的牛、羊是他们生活的重要资源,失去牛羊也就无法生存。虽然,作为游牧民以牛羊肉为主要食物,但他们并不随意屠宰牛、羊等牲畜,他们只以维持生计为最低限度,不饿肚子、够吃的时候,他们绝不轻易宰杀牛羊。

从藏族放生习俗的发展来看,放生只是为了更好的护生,它只是护生的一种象征表示形式,放生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人们平等对待一切有情众生的慈心与悲心,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佛教慈悲喜舍的深刻思想和伟大精神,从而在身语意方面做到真正的“戒杀”与“护生”。

在数千年的游牧生活中,藏族人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与衣食父母牛羊之间的互惠共存关系,懂得了人与牛羊、人与自然,牛羊与草场之间的那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关系。千百年来,藏族人一直遵循着这一古老的生存之道,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赖以生存的所有动物所具有的深厚的忏悔与感恩心理。

藏族人崇拜自然,也敬拜自然神灵,对他们来说崇拜神灵也就是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生灵也就意味着人类要处理好与之生存的生态平衡关系,故此,在青藏高原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藏族认识自然环境、了解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

敬畏、祭拜、感恩和戒杀护生的习俗一直是藏族人对待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态度和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价值来自于佛教慈悲济世的思想和与一切有情众生平等依存的缘起关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为自己生存的这块雪域圣地建立了一个清净庄严的道场,他们为守护这个观音菩萨度化藏人的道场尽心努力着。犹如松巴堪钦·益西班觉在《如意宝树史》所言:

按佛陀就自己的教法未来弘扬于何地的授记言,藏区得到总的众佛、菩萨,尤其是三怙主等的加持,并特别属于大悲观音菩萨化身所教化的区域。雄伟纯净、形态美丽的草山、雪山装点着大地,奔流的大河与绵延的雪山环绕四周,区内草木丰饶,佛法广播。

而佛陀戒杀护生的理念始终为青藏高原的雪山草原、江河湖泊、森林牧场,以及各类动植物多样性的共存共生起到了巨大的保护作用,为维持雪域高原生态的平衡发展做出了佛教应有的贡献。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藏区以来,经过1300年的发展演变并与藏族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佛教慈悲平等、四摄六度、十二因缘的基本佛教思想观念已经成为藏民族思想精神的核心价值以及日常行为准则。戒杀护生的理念经过历代祖师大德的弘扬并逐渐深入到藏族每一个家庭之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指导着藏族人的心灵世界与日常行为。

本文来源:中国佛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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